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以下简称“行刑衔接”）既包含正向衔接，又包含反向衔接。行刑衔接在涉税领域尤为重要，危害税收征管类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须先有行政上的定性再讨论刑事的罪与非罪。因此，在税务稽查等行政程序中争取有利的定性，对于防范刑事责任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剖析行刑衔接制度的内涵出发，探析税务行政风险防控之于刑事风险防范的意义，供广大读者参考。

近日，湖北省税务局发布一则处罚公告，公告案例的基本案情为，张某销售给A企业一批皮革，但由于张某个人没有办理税务登记，不能开具发票，因此，张某与A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协商，让张某托其朋友的B企业与C企业向A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20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间，A企业接受B、C两家公司发票共235份，价税合计2523万余元，税额290万余元，A企业在收到发票后全部进行了抵扣。以上235份发票全部被B、C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发票，A企业作为受票企业被认定为偷税，要求补缴少缴税款共计304万余元，并处50%罚款，共计456万余元。

税务司法鉴定，这个听起来像税务界的“福尔摩斯”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严谨而专业的领域。它涉及在法庭诉讼中，由税务专家对税务问题进行审查、鉴别和判断，提供权威的鉴定意见。一份客观、公正、科学的司法鉴定报告，就像是一把解决税务争议之锁的关键钥匙，对维护刑法、税法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十分重要。

今年3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下称《解释》）。次月，最高法、最高检有关法官、检察官分别撰写了对《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其中对界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论述引发争议，也影响了实务裁判的走向，多起案件改判为非法出售专票罪。笔者了解到，继浙江沈氏省心物流案后，四川某网络货运平台虚开增值税案也尘埃落定，由虚开专票罪改判为非法出售专票罪，两主犯均被判十年以上。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讨论平台企业此类案件改判是否恰当，并分析实务中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激活”将如何影响平台企业发展。

目前，产能指标成为钢铁企业开展建设项目的必要条件，我国产能置换活动较为活跃。近日，笔者接到一钢铁生产企业咨询，当地税务机关认为该企业2019年退城搬迁中发生的产能置换应视同销售，要求该企业补缴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总额高达上亿元。笔者认为，钢铁产能指标属于行政许可类资质还是无形资产存在争议，产能置换活动是否属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也需要进行个案分析。税收征纳应当符合实质课税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应在准确把握钢铁产能指标法律性质和产能置换活动本质的基础上，结合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收实体要素，判断去产能行为是否具有可税性。

过去，不少高净值人士通过在税收洼地搭建合伙型持股平台以享受核定征收，财政返还等税收优惠政策，以实现税负节约。但随着《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1号）生效，加之近年来严查违规财政返还，合伙型持股平台原有的税负优势逐渐消失，高净值人士纷纷选择拆除持股平台，回归直接持股的原始状态。而持股平台的拆除同样会产生高额税负，高净值人士选择何种方式拆除才能实现最优的节税效果？本文拟进行探讨。

两高涉税司法解释明确，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虚开犯罪论处。与此同时，最高法解读指出，开票方收取“开票费”“税点”后为他人开票的行为，本质上是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作商品出售，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受此影响，平台类企业涉票案件目前基本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根据最高法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审收案同比增长190%，也侧面反映出涉票类案件的司法处理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本文拟结合一起真实案例，分析涉案企业应当如何破局。

在经税务稽查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类别中，偷税行为占比高、后果重、争议多，种种因素使得偷税认定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税务问题。对于一些税收法规的理解税企常存在偏差、税法的不完善、新的经营模式的涌现等等，必然会引起税企争议。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不列少列收入”的行为，如若是纳税人因对税收政策法律认识上存在争议所致，能否一概定性为偷税？本文基于一则偷税处罚被撤销案例，探讨偷税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指出税企双方对某一涉税事项存在认知差异的案件不应片面定性为偷税，如此可以促使偷税行为的认定与处罚更符合责罚相当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