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医药行业五类涉税风险观察
编者按:近年来,针对医药行业的监管手段不断收紧、涉及的税收优惠和稽查政策也存在调整,2026年公开的医药涉税案例在行为结构上并未超出既有类型,变化集中在三处:规制靶心由开票端移向受票端,认定依据由票据本身移向开票主体的经营能力,制裁由财产罚延伸至医保招采资格与信用惩戒。本文以2026年司法案例、行政执法文书库及公开通报为基础,就案例所呈现的行为类型做类型化梳理,再分析其成因,最后归纳辩护实务中应当明确的若干问题,试图在规则的空白处厘清辩护空间。
01
2026年医药行业五类涉税典型案例
综合2026年1月至11月可核验的刑事判决、行政处罚文书、监管通报与上市公司公告,医药涉税案例在行为结构上未超出既有类型,但能够看出其表现形态和税务机关查处逻辑已相对稳定,可归纳为以下五类。
(一)推广服务费与CSO通道类案例:费用占比异常与资金流向穿透
这类案件的核心特征是合同、发票、付款流水、会议签到表一应俱全,形式上完全合规,但穿透资金流后发现推广费实为销售返利或佣金套现,因此税务机关在稽查时往往重点关注其费用占比,若推广费占销售费用比重较高,将直接触发风险模型。H公司案(《中国税务报》2026年2月6日B3版)就是典型,2017—2024年,H公司销售费用35.25亿元,其中推广费34.17亿元,占销售费用97%;接受推广费发票4万余份,开票方呈现地区集中注册、MAC地址高度集中、金额多为整数三项异常。账面预提、冲销、附协议一应俱全,但资金流向显示部分“推广费”实为向代理商支付的销售返利;原料药盐酸罂粟碱采购单价25万元/千克,而生产商售价仅2.1万元,中间经犯罪团伙设立的加价公司套现。
(二)空壳主体虚开类案例:以“有无实际经营业务”为查处核心
这一类型发生在发票的开具环节,行为人多系无真实经营业务的空壳企业或开票团伙,以收取开票费为目的对外大量虚开发票,是刑事追最为集中的领域。2026年为数不多公开的刑事案例几乎都围绕此类型。(2026)津刑初18号、(2026)苏刑初10号、(2026)晋刑初7号均为被告人通过注册空壳公司或利用关联企业,在无真实货物交易或咨询服务的情况下,为他人或自己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用以骗取医保基金、套取推广资金或抵扣税款;其中(2026)津刑初18号案中袁某、王某为天津两家门诊部虚开普票4852万余元,(2026)苏刑初10号案中林某、袁某注册4家公司虚开普票2116万余元,(2026)晋刑初7号案中薛某甲等人在天津注册13家空壳工作室为某医药公司虚开专票3647万余元,造成税款损失964万余元。
(三)中医药采购与农产品收购票类案例:行业常识与生产痕迹替代票面对比
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交易本身可能部分真实,但票据链条被整体否定。内丘酸枣仁案(邢台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2026年4月通报)中,触发疑点的不是发票异常,而是三年销售3446吨酸枣仁但从业仅2至4人、非采摘季大量购进、收购票顶额连号等常识性矛盾,开箱发现包装上层铺真酸枣仁下层填枣核碎壳。重庆H公司案(《中国税务报》2026年3月报道)则揭示另一种模式:企业异地采购无票药材,诱骗农户注册113户个体户“配套”进项票,接受虚开专票782份、涉及6.15亿元,资金以转账支票背书回流至实控人账户,虚增进项少缴税5000余万元。此类案件中“货物是否真实存在”与“开票主体是否虚构”二者一旦被混同,真实采购成本也会被扣除。
(四)骗享税收优惠类案例:违法环节从发票端移向资格端
与前三类聚焦发票真伪不同,此类案件的核心特征是利用虚假资料骗取税收优惠资格或加计抵扣,发票本身可能真实,但享受优惠的前提条件系编造。2026年公开案例中,这一类型呈现两个方向:一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造假,如西藏慧业医药以外购技术伪装委托研发、关联交易重复申报,虚增研发费用9809万元;二是企业身份造假,如龙岩亿懿生辉CSO通过虚增推广数量使应纳税所得额降至300万元以下,违规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此类案件的查处依据不再是发票管理办法,而是直接适用征管法关于偷税或骗取税款的规定,处罚力度与补税金额挂钩,部分案件已移送公安。
(五)信用处置与行政处理类案例:资格罚成为比罚款更重的后果
此类严格来说不是独立的行为类型,而是同一违法事实在不同程序中的后果延伸。医保招采信用评价、挂网资格取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暂扣等资格罚正在成为比罚款更重的制裁手段。奥吉娜案(沈税稽一罚〔2026〕37号)就是典型,3516万元罚款之外,因其拒绝纠正方案被评定“特别严重失信”,全国撤网。
02
涉税问题的共性分析
(一)医药行业“业务真实性”难以举证
从上述问题可以观察到2026年案例的争议焦点已普遍从“发票真伪”转向要证实“业务是否真实”,但医药行业的业务形态决定了这一追问天然面临举证困境。例如CSO推广费是无形给付,没有物流、没有库存、没有验收单,全部依赖企业日常留痕。又如中医药涉税问题的特殊在于农户自产证明、过磅单、运输记录等一旦未在交易当时形成,事后几乎无从补集。
同时,目前还存在若主体出现问题则不会再区分真实存在的成本和虚增的成本而予以全部否定的问题,例如奥吉娜案中2083组发票的真实性争点本应是“服务有没有发生”,但行政稽查的重点变为了“主体不存在服务的能力”从而全部否定发票对应业务的真实性。此时,企业很难事后找寻证据证实业务的真实性。这种“以主体推定行为、以疑点替代事实”的认定方式,不仅对开票方不利,对受票方也极为不利。
(二)从严基调使得既有风险的持续暴露
需要明确的是,当前的法律与政策改革并未改变既有的总体方向,而是在原有轨道上持续深化、日趋严格。十四部门纠风文件(国卫医急函〔2026〕123号)首次单设“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章节,明确“对接受虚假开具发票的机构进行追踪”,将同一条资金流的两端均纳入规制视野,受票端由此成为稽查重点。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2026年第42号公告)于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其第二十四条列明九项禁止行为,将推广活动的形式要件上升为可核查的规章依据。
同时金税四期实现合同、发票、资金、货物、服务“五流合一”可视化监控,比对单位从企业细化至单品层级。酸枣仁案中,非采摘季大量购进、收购票顶额连号、从业人数与产销量悬殊等疑点,均由智能风险模型多维比对触发;H公司案以推广费占销售费用97%、MAC地址集中锁定疑点。技术没有创造新规则,但把带金销售留下的痕迹一次性串联起来,过去靠CSO隔离、靠发票兜底的做法全面失效。
正因基调未变且手段升级,此前已经透露出重大涉税风险的环节,将继续出现大量问题。CSO推广费、咨询费、会议费所对应的服务真实性争议,农产品收购发票的自开自抵,空壳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集群注册,这些并非2026年才出现的新隐患,而是在更锐利的稽查工具下被集中清算。换言之,2026年的案件高发,相当程度上是历史风险在技术升级后的显性化,而非风险源本身发生了根本转移。
03
辩护时应当逐项确认的辩护路径
(一)定性须符合法定要件,不得随意认定
定性问题是最基础的问题,必须厘清各项要件以做好符合事实的定性。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例,其成立须同时具备骗取抵退税款的主观目的与税款损失的客观结果,追诉机关不能仅以票面与实际不符这一客观情状,跳过主观要件直接定罪。除此之外,罪名的选择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区分此罪与彼罪,以逃税罪与虚开犯罪为例,行为人在自身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少缴税款,其主观目的在于不缴或少缴税款而非骗取国家既有财产,依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更符合逃税罪特征。总之,医药涉税案件的定性不能简化为“有票无实即犯罪”,犯罪的定性还需要经过审慎的论证,并且经过主客观相统一的检验。
(二)业务真实的支出应当准予税前扣除
即使被定性虚开,也不必然导致对应支出不得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确立的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原则,《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要求支出真实、相关且合理,规范对象并非凭证本身。28号公告第十四条允许因对方注销等无法补开时凭合同、付款凭证等证实支出真实性后主张扣除,第十五条设六十日补开窗口,这说明业务真实的支出应当准予税前扣除。这一立场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明确支持。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案(河北省唐山市相关法院(2017)冀0203行初366号行政判决及二审)中,法院认为:“企业职工工资的合理性与工资资金的来源方式是否合法没有必然联系,原告虚开发票套取本企业资金,其行为违法并不必然导致原告使用套取的资金给职工发放工资违法。”该判决实质上确认了一项重要规则:税前扣除凭证的违法性,并不当然否定税前扣除项目的合法性。
(三)善意取得制度仍应适用
同时,受票方若符合善意取得要件的,不应承担滞纳金及行政处罚。依国税发〔2000〕187号文,善意取得虚开的专用发票应同时具备四个要件:一是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交易;二是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的专用发票;三是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四是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发票系以非法手段取得。税函〔2007〕1240号进一步明确不加收滞纳金。其法理在于,滞纳金在性质上属于执行罚,具有惩戒性;善意取得人既无主观过错,亦未逃避纳税义务,自无受惩戒之理。这一精神对于普通发票情形同样具有参照意义。实务中已有税务机关据此作出有利认定。在恒安药业案(关联(2021)川1324刑初11号刑事判决)中,税务机关核查后认为,“未发现恒安药业取得的上述发票对应的商业业务活动存在虚构或不真实的情形,恒安药业系善意取得……不存在行政处罚风险,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四)符合条件时适用税收核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进一步规定了核定的方法。《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亦就核定的适用情形与应税所得率作出安排。在取得虚开发票的案件中,当受票企业不能正确核算成本费用的实际发生数额,而检查人员又无法排除业务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时,径直要求企业将相应支出全额作纳税调整,实际上是事实查明不能的后果不应由无过错纳税人单方承担,有违法理。辩护中可以主动提出核定主张,并参照同类行业应税所得率,将争议从“扣不扣”转化为“按多少扣”。